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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数流行文化中的抗议歌曲

By:Billboard 2017年03月27日

文|Billboard

译|香菇

 

1989年,Elvis Costello发行了专辑《Spike》。可以说,Costello在这张有关政客的专辑中创造了史上辞藻最为华丽、情感最为直白的流行歌曲。其中,在写到玛格丽特·撒切尔的竞选活动时,他唱出了自己的祈愿:“我愿长存,只愿能亲眼见证/他们将你下葬的那一天/我会站在你坟前/为你踏破尘埃。”

彼时,撒切尔与保守党已经赢得了三次大选胜利,统领英国政坛十年。他们并不想交出后八年的控制权。

回到现在,美国刚刚忍受了当代史上最丑恶的一次选举中的最后一次痉挛,为了消解心中的油腻,理顺心气,诸多音乐人不得不做一些抗议音乐来发泄愤怒。我们希望这样的历史不要被遗忘,同时证明,当个人的疾呼和选择无法传达时,这些歌曲能代表我们发声。但在现实中,尽管流行音乐有其洞见、能唤醒人们的意识,通常它们并不能真正改变当代历史。

我们期望的和得到的通常并不一致。制作和营销部门的人都害怕抗议音乐,因为它意味着有一半观众不会喜欢,因此冲冠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这也就是为什么尽管Katy Perry加入了反川普的运动,却没有发行一支相关单曲。她在电视上频频出现,然而电台里播放的歌曲又是另一回事。

通常,主流艺人发行的政治单曲都是以“造福众生”为主题的。如果非要找出四首抗议歌曲组成这一类型的基石,我们或许会选择以下四首:它们分别是来自Pete Seeger的《We Shall Overcome》、Sam Cooke的《A Change Is Gonna Come》和Bob Dylan的《The Times They Are Changing》以及《Masters of War》。

一首首细数地话,Seeger的《We Shall Overcome》是一首公民权益的颂歌,其中谈到了社会统一性;《A Change Is Gonna Come》则是一支关于美国反黑人法律(Jim Crow Laws)的悲歌。Dylan的《Masters of War》批判了军事工业,其中的歌词“我希望你们去死/你们离死亡不远了”令人印象深刻。《The Times They Are Changing》中的意涵更为模糊一些,它主要是一曲1960年代持续发酵的抗议运动颂歌。如果不主动改变,总有事件要爆发。在关键时刻,要么投身运动,要么就走开。

许多经典抗议流行歌曲可能更为特殊,很少仅谈论个体(即使像Dylan《The Hurricane》中的Rubin Carter,作为受害者被拎出来单独探讨)。 Country Joe and the Fish的《I-Feel-Like-I'm-Fixin'-To-Die Rag》关注越南战争中的受害者和施暴者,《Creedence Clearwater Revival》的《Fortune Son》则以送往战场的士兵为主体,批判了这一罪恶的筛选系统:当商会的公子哥儿们悠哉悠哉地呆在家里的时候,穷人和有色人种则源源不断地被送往战场送死。

即使以某个政治人物为对象,这些歌曲更多地是对事件的回应,而非激起讨论的原点。比如Morrissey的《Margaret on the Guillotine》和Costello的《Tramp the Dirt Down》便是殊途同归的两首歌。前者于1988年发行,此时距撒切尔第一次大选获胜已过去了九年。撒切尔死后,这首歌在Twitter和Facebook上被广泛转发。

在美国,本世纪最成功也最热门的政治歌曲非Green Day的《Holiday》莫属了。这首歌出自乐队的专辑《American Idiot》,发行于小布什上台同年。同样,2004年总统再选后,Lil Wayne的《Georgia Bush》把小布什的上台尖酸地类比为灾难性的卡特里娜飓风。

不过有时候,就算适时地发表了极具洞见而言辞狠毒的歌曲,也不一定能对实际生活造成影响。Crosby, Stills, Nash and Young组合曾经在愤怒挽歌《Ohio》中,用极其直白的笔调谴责了1970年肯特州立大学枪杀事件,其中的一句歌词是:“小锡兵和尼克松要来了。”尽管这首歌深入民众,成为了一首著名的反文化哀歌,然而理查德·尼克松还是在1972年,以史上第四多的票数赢得了美国总统大选。

不过,有的政治歌曲设了一些预料不到的陷阱。比如Dead Kennedy 1979年的单曲《California Über Alles》就暗指了Jerry Brown的左倾法西斯主义。歌中唱道,“(在左倾现象严重的美国西岸)你想过得舒坦,就得付钱”,“你的小孩儿能在学校冥想打坐”。但另一些歌则彻底误读了当代美国政治生活变动的流向。37年之后,保守党的Brown再次成为加州州长,一心想要把Jello Biafra歌曲中涌动着的冷嘲热讽带回现实生活。

时不时地有一些歌曲能触到热点事件和变化思潮的点。在1987年,亚利桑那州州长Evan Mecham取消了“马丁·路德·金日”的假期(Mecham曾说:“你们这帮人没必要再多一个假日了,你们需要工作”),并在随后废止了对这一假期的表决权。Public Enemy在1991年发行单曲《By the Time I Get to Arizona》作为对此事的回应,歌词中写道:“我就要在那时去亚利桑那州”。

有一些歌词可能意味不明,然而音乐录音带绝不会引发误解:Public Enemy在MV中设置了这样一个画面:一颗安置在政府官员车下的炸弹成功爆炸。MTV在播放过一次后就撤下了这支录影带,然而它激起的讨论如流言一般扩散,向主流政治要员和相关人士准确地传达了这首歌的反抗信息。于是,在Stevie Wonder和Dr. King各自的遗孀进行了公开的抵制之后,1993年,全美橄榄球联盟将超级碗赛场转移到了帕萨迪那市,其结果是亚利桑那州共计损失约3.5亿美元的收入。

今年,一批旨在反对川普上台的音乐人开展了“30天,30首歌”的活动。然而其收效是否会像当年Public Enemy或Dylan的经典歌曲一样强还未可知。如今选举已经结束,看起来这些歌既没能提高公众意识,也没能在选举后让听众有再次收听的冲动。可以说,这是一次“自己和自己玩”的无效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