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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

许钧:很多人问过我梦想是什么,而我现在更愿意谈及生活

 

“2012年我状态还挺好的,那个时候还去美国录了一张EP。2013年就不行了,把乐队解散了。2013年状态特别不好。迷茫,不知道怎么办。那个时候,为了生计还在酒吧干活。我住的特别远,每天骑摩托车跑30多公里。每天回来路上听着歌,就在想,我干嘛呢这是。”即使已经过了四年,许钧仍然记得那段煎熬的看不清前路的日子。这个来自杭州万松岭的嬉皮士,如今坐在北京一座写字楼里,窗外是参差的高楼和北方初夏铺满街道和楼宇的光。

哪怕已走到过世界另一头录制自己的歌,依旧看不清前路与自我,仿佛一切都被迷雾笼罩无法前行。而这种迷惘与挣扎,后来被这个年轻人写进一首名叫《自己》的歌。那是许钧和自己的对话。

接受Billboard中国专访的前几天,许钧刚刚得知自己的专辑《万松岭》入围本届金曲奖的消息。和所有人一样,有一搭没一搭听着节目转播的声音,才知道自己的作品得到了金曲奖提名。“念到我自己的名字的时候我其实挺开心的。我觉得,说做音乐不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是放屁。其实每个人内心都希望。”

面前的许钧,年纪尚未满三十,语气中却带着一种走过山河岁月的老年人才有的平静与豁达。那些与周遭硬碰硬的充满棱角的年岁,只有在花臂和大耳洞中才得以寻觅一二。年少时曾将音乐视为自己生活的全部,而年纪渐长,在生活中目睹了片刻真相,如今的许钧似乎更能平和地面对来自人生与世界的考验。

“小时候音乐在我生活里占得比重太大了,有时候会搞得我特别不自在。那个时候如果没有音乐,那我的生活会垮的。”如今音乐仍旧重要,但许钧更愿意谈及生活本身,“我现在是觉得,没有音乐肯定不行,但这不至于把我的生活击垮。他会让我平淡的生活里面有更多乐趣和刺激,和更多未知的存在。”

你曾慌乱过你的年华
 
沿着杭州的万松岭路闲走,一头通向湖光山色的西湖。一头通往人声鼎沸的街巷。17岁上少年离家,在杭州一呆逾十年,许钧和这座城,就被这样一条道路连结起来。

而许钧在“中国好歌曲”舞台上唱到潸然泪下的《自己》,却是在他与这座城市,与音乐和自己都保持了一定距离的时候写就的。

写《自己》这首歌的时候,许钧正置身于最大的迷茫和无措。“2014年。我自己一个人在杭州有点过不下去了,就去了乐清,在那边生活。”乐队也好,赴美录制EP也罢,微光不足以照亮这个年轻人的前路。于是他起身离开杭州到乐清生活了一年。朋友在那边开店,许钧就在店里谋一份工作,维持生计。“那个时候就一度觉得,我想做音乐,但是前面的雾太大了,连光都没有。我不确定未来还能不能走下去。”他形容,那段时间的自己“有点拧巴”。

这首歌,仿佛是一个更好的自己,从未来回头,给现在的许钧打气。“我经常晚上睡不着,就会自己往深里走走,自己问问我到底在干嘛啊,我自己走的路是什么样的,然后就会有一种剥离的状态。这个歌里的自己其实是理想的自己,那个自己比现在的要好,能对我自己说一些什么。”

在树乐队时期,许钧一直都偏向用英文来创作歌词。到了《万松岭》中,他转而用中文来将自己的心事与感悟娓娓道来。他解释说,中文更加细腻微妙。“其实我之前一直想写中文,但是以前太懒了,中文难写。英文押韵什么的,感觉好写。”

“可能那时候觉得还没酝酿到那种状态。后面觉得状态到了,年纪也到了,可以把话说明白了。”尚不满30岁,许钧说自己“年纪到了”,能试着将自己看世界的方式讲清楚。每一首中文歌都有自己要传达的意图,传达明确,创作者的意图就达到。而那些看似白开水似的与自己和他人对话,却是要经过漫长的时间熬煮,才能酿成云淡风轻的一炉。

如今的许钧,离生活更近,“离生活更近也就是离那个自己更近”。他不再每天16个小时都将自己浸没在音乐里,那样的沉迷,纯粹、脆弱又危险。而曾经感受到的“拧巴”与“不自在”,也随着许钧踏入生活本身而渐渐消解。“以前的我,吃饭就是为了填饱肚子,只有音乐才是最重要的。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有点拧巴,但现在我觉得音乐可能不是最重要的,我生命里可能有更多东西值得我去做。”

“现在很多人问我说理想是什么,我觉得更愿意谈及生活。我可以让自己更体会生活。”

这个万松岭的嬉皮士,如今极少用硬碰硬的方式,以拳头和棱角与世界与他人针锋相对。他更愿意“往后退一步 站在时代的后面”,即使这看起来像是与这奇怪时代对抗的最后一种方式。

——现在的许钧是什么样的?
——像我微信名字叫许铁勺,我一直和别人说我是个愣头青,我其实挺喜欢这种。有些拧巴,又很有劲,心很宽,不拘小节,不卑不亢。这个在我看来是特别重要的。

不要与自身的平凡为敌

2016年底,许钧从杭州搬到了北京。在这座没有西湖和万松岭的北方城市,过着“老年人”生活。编编歌,写写词,吃晚饭,看电视,听歌。时间由自己掌控。

生活本身平凡。身在平凡之中的平凡人,却要经过漫长的摔打,才能明白不要与这种难能可贵的平凡为敌。

“我小时候要当摇滚明星的。”许钧情不自禁笑出来,“小时候看Beyond,就觉得我也得站在台上,戴一个十字架的耳环。”学乐器的愿望来得非常“简单粗暴”。尚在老家念初一,有个同学忽然辍学。有一天许钧偶遇他,发现他在路边打鼓。“我觉得他都能打,那我也行。”

到了十四五岁,这个原本在听周杰伦和任贤齐的小伙儿,在老家和一帮21、22岁的小青年组了一支重型乐队。那时候,许钧听的都是潘特拉(Pantera)、上帝的羔羊(Lamb of God)。“我就觉得我得这样,我得抗争,我得让所有人都服我。”

2006年,17岁的许钧离开蚌埠老家前往杭州。那时的杭州,独立音乐在正不紧不慢酝酿。李剑鸿和他创立的第二层皮厂牌,一度成为杭州音乐最为典型的代表。在后来的日子里,板砖、与人、小巫师、香料……越来越多的乐队和音乐人渐渐涌现。而许钧曾组成的两只乐队梵天和树,也在杭州的音乐版图上留下了痕迹。

许钧还记得,杭州所有的乐队都只能挤在唯一一个排练房里练习的场景。“以前就一直是那里,我还管过那个排练房。那里特别小,排两个小时后面的乐队就来了,你就得赶紧收拾给他们腾地方。有时候你听到那声音其实是不对的。那么小的环境,设备有限,你觉得声音和音色是对的,但可能演出的时候差太远了。”

如今的许钧,再不会将生活与音乐那样截然对立。骑着摩托车,每天飞奔30公里讨生活的日子已经过去。而更重要的是,他开始“看到事情该有的样子”:“干活不就为了挣钱吃口饭。但小时候把它放大了,觉得一干活我就背叛了音乐。”即使再回到这样的年月,他相信,自己也能在其中找到安然。

对于创作者来说,音乐和生活本就相辅相成。最重要的不过,身为创作者,需要以最大的真诚去面对自己与他人。“真诚就是好的。但是现在好多芭乐歌不真诚。有时候,可能这个创作者它能力就是这样,但是他为了让东西看起来很华丽,把内核包裹起来,那样看来就不真诚。”解开那些繁复的、缀满了装饰的包装盒,那些坦荡或者赤裸,才是音乐本来应该有的样子。这样的真诚,将透过音乐,到达听众与创作者自身。

“我看到未来的自己会越来越好。”许钧想了想,补充道,“我说的越来越好跟事业发展没什么关系。越来越好,就自己会过得越来越满意。至于音乐,投放到市场上去,别人听或者不听,跟我没什么关系。”

这或许,就是《自己》里那个“更好”的许钧,想听到当下许钧给予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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