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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

宋晓军:沿着高原的脉搏,聆听生命的声音

“2005年的时候, 在录音棚里坐的时间太久,需要找一个户外运动方式——觉得照相挺好的,就拍拍照——我们在一个千年古刹里,有一个法会,当诵经声响起来的时候,我拿着照相机各种拍。拍完了我就说,糟了,终于明白为什么在广州三十年没什么特别的朋友,好像朋友都在这大殿里坐着念经,看每个人都好眼熟,我冲大家笑,大家都冲我笑。”

宋晓军清晰地记得自己与西藏结下缘分的那个瞬间。正是这样一个瞬间,让已在广州流行音乐行业闯出了一片天地的宋晓军,毅然离开城市,选择了高原的光与风。

十二年后的宋晓军,将自己的“乐藏三千计划”呈现在听众面前,他计划用十张专辑,完整的呈现西藏最本源的音乐生态。阿里和昌都,一东一西,呈现出辽远高原上截然不同的两种音乐风貌。而每一种音乐,都与人与自然与心灵相通,回归了人之为人的本身。

他讲“回”到广州,亦讲“回”到拉萨。前半生在都市中成长,于红尘里摔打,写过酝酿着悲喜缠绵的繁杂情爱。而终于有一天,在西藏寻找到自己的精神故乡,终于带着赤子之心回归。

与其说是宋晓军选择了西藏,毋宁说是西藏选择了宋晓军。

大地呼吸的声音

“在人群的拉萨街头,我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一眼就看到了你的脸,我就走过去一把拉住你的手。如果你不松手的话,那就说明你爱着我和我爱着你是一样的。”一首流传于拉萨地区的情歌,从布达拉宫和大昭寺前的邂逅开始,溯游信众们的朝圣之路,在每一个有藏人的地方开出新的花来。

宋晓军与妻子,带着他们在西藏昌都和阿里两地收集到的音乐汇编成两张唱片。今年,他们带着这些故事,将作为名词而非形容词的西藏介绍给更多的耳朵。

“我们讲情歌都是我爱你爱的好辛苦,我是一只被囚禁的鸟。有各种各样心碎的都市情歌。但藏族的情歌都是非常直接。”宋晓军这样解释道。缠绵悱恻的都市情歌或是跌宕起伏的言情小说,在人群趋于原子化的现代社会里,成全孤独的人们对爱情的幻想和恐慌,“爱情好像是生活之外的事情”。然而,藏人的爱情和信仰都在生活当中。“他们对爱情的理解就是一首歌,一座神山。”

喜马拉雅山脉、冈底斯山脉在阿里汇聚,雅鲁藏布江、印度河、恒河,从这里开始第一次奔腾。“百山之祖”与“百川之源”的阿里,交通不便,自然环境恶劣。而令宋晓军印象深刻的是,“我们在阿里遇到的音乐家捡了两个破的高压锅。他们用钻子给高压锅胆钻了两个洞,制成了两个手鼓。上面蒙了一块皮,把绳子染成各种各样的颜色。就这样演奏,很开心。高压锅手鼓的音色特别好。”

“我们老提援藏,好像西藏自然条件很恶劣,各个方面生活水准比内地落后,物质条件比较贫乏。但实际上去了以后,我感觉得到援助的是我们。他们的开心、快乐、脸上的笑容,至少我在城市里万分之一都见不到”宋晓军感慨。

音乐是流淌在西藏人血脉里的语言。家家户户男女老幼,都会以歌曲来传达彼此的情感与情绪。而在采风期间遇上的人与事,总是带给宋晓军团队无限惊喜。

现代文明中的英雄与神明,早就在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中被碾成齑粉,飘散在充满股票、汽油和烟灰的空气中。怀抱着现代人的虚无和悲哀退回所谓不那么“发达”的青藏高原,莽苍世界里的神话故事和英雄史诗,在这个依旧相信人与自然、宗教、神明相连结的土地上磅礴生长着。

“我们昌都专辑的最后一首歌,来自著名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歌颂格萨尔王的岭卓舞,已围绕着昌都的日巴寺绵延,传承了差不多400多年。“寺庙做法会的时候,信众就会跳这样的舞:男生穿上格萨尔王的三十个大将的衣服,女生就像仙女一样,会有个特别长的袖子,跳起来非常好看。”

那个时候是冬天,氧气含量是夏天的一半,海拔差不多有五千米。热情的藏族朋友坚持说,跳岭卓舞的地方距离县城不远。翻过一座山,即将要进县城的宋晓军,当即决定直接前往拍摄地。“去了之后才发现,老百姓特别重视。来了四十多个老百姓,跳舞给我们看。

宋晓军和另外两个摄影师,将录音和摄像设备架好,拍了整两个多小时。“老百姓好像什么要求都没有,就是要来展示他们有这么好的一个舞蹈,拍完他们就走了。我就坐在录像机的设备箱上,大概歇息了五分钟,藏族朋友叫我们去吃饭,我说你让我喘口气。也没有大口大口,就整个人缺氧晕过去了一样,慢慢才回过神来。”

稀薄的高原空气里,格萨尔王的大将头戴旗帜,在夺人眼目的阳光下跳着古老的舞步。“我们拍的时候感觉整个人都穿越了,这些东西和我们的现代都市生活没有关系。就好像是在远古。我被带到了一个远古的时空之中。”

从都市情歌到乐藏三千

如果不曾被西藏触动,如今的宋晓军,大约依然在广州,创作属于这个时代的音乐。2005年首次入藏,宋晓军的人生轨迹也就此改变。如果说一开始宋晓军像一个旅游者一般,怀着好奇去探索西藏之美,而之后每一次的回返,则让他放松下来,看到很多藏族朋友日常生活的细节。

“比如等公交车时,两个老头一人拿一个暖壶,里面是酥油茶或者甜茶。拉萨公交车很令人崩溃,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来。有的时候要等半个小时、四十五分钟。两个老人家等着等着,突然哈哈一阵狂笑,两个人就不等了,去后面的草地上躺着晒太阳了。公交车来就来,不来也没关系。”

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如今的宋晓军说话行事也慢下来。奔忙是不必要的,西藏自有一种魔力,让你与自我和世界和解,顺其自然。

而回溯自己的音乐历程,宋晓军一开始却是被炽烈的摇滚乐打动的。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他的爸爸是学校教中国革命史的教授,这哥们就留着长发他现在已经是北京midi著名录音师。他那个时候有朋友亲人在海外,经常有正版的卡带寄给他。我们在他家里第一次听到了Sting、 Beatles,还有崔健。”

毕业之时,广州流行音乐正发展得如火如荼。而相对小众和边缘的摇滚乐,却并没有享受到流行音乐市场爆发带来的福利。“因为地域的原因,摇滚乐在广东不是特别招人待见。最苦的时候,我在北京睡过一号线的地铁,每天早上看升旗。看一号线地铁门开了,我就抱着一号线的管子睡。那个时候一号线是两毛还是两毛五,可以睡一上午。”

尚未成熟的音乐市场,不可能轻易接受初出茅庐、没有名气的摇滚乐手。即使发行了两首摇滚歌曲,为了生计,宋晓军在朋友的劝说下返回广州,成为一名电台录音师。“当时广州的电台文化特别发达,电台DJ比歌手还要红。城市上空二十四小时都飘荡着当时特别红的10多个DJ的声音。他们会播各种各样的电台节目,介绍各种音乐作品。”那时宋晓军为广州各大电台写了十来首节目主题歌。偶然的机会,他进入当时如日中天的扑通100,为新签约的歌手做编曲。“从一个简简单单抱着吉他的孩子变成了一个可以满足某位歌手和市场需求,掌握各种各样的钢琴、管弦乐、民谣,适应商业编曲的幕后制作人。”。

而自第一次邂逅之后,在今后的11年间,西藏一点一点渗入他的生命。“第一次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但是我们没想过会搬离广州,定居或者半定居。但是我们每年都会去。”直到后来,他索性将家也搬到了拉萨,在高原开起了录音棚。并辗转西藏各地,开始收集属于西藏的声音。

而西藏也真真切切改变了他。“有一年我回到广州给一个电影做配乐,导演就说,你的天灵盖好像打开了。”宋晓军说,在西藏抬头就是无比灿烂的蓝天。大太阳晒着,大风刮着。或者就是这样,忽然感受到了生命的辽远。

神灵是因为人的虔诚而神灵

“有一天,我们要经过羊卓雍措去另一个地方。起来的有点晚了,我有些着急,因为我想在羊卓雍措拍日出。但是转到垭口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无比巨大的彩虹横跨在整个湖面上。湖面就像镜子一样,彩虹加上太阳的光,五颜六色。那种美根本没有办法制造。”

宋晓军依旧记得那个瞬间。“那个时候你的心纯净得就像湖水,但是又特别激动。”

《乐藏三千》的阿里与昌都专辑中,没有一首歌有明确的创作者记载。“这些歌就来自生活里面,谁唱了,被记下来,慢慢慢慢就流传起来。这样的歌从拉萨流传到别的地方,或者从别的地方到拉萨。”

这个过程如同植物生长。扎根于最根本的文化传统,再生长枝桠,最终枝繁叶茂。就像藏人所歌唱的:春天的时候拿了一把种子,随便洒在地里,从来没有期望能结出什么样的果实。它们随便生长,到了秋天,我就唱着歌,来收获一个快乐的果实。

对于好音乐和好听的音乐理解,在辽阔天地之中,也有了别样的含义。“藏族的音乐家说,音乐对我们藏族人来说不仅仅是好听的歌。它是人和人的和谐,人和自然的和谐,人和宇宙的和谐。”村子里若有人闹别扭或者打架。到了节日或者庆典,大家都会围在一起跳锅庄。“一边喝酒一边唱歌一边跳舞。跳的时候大家都要拉手,这两个人也就被迫拉手。跳着跳着大家就把打架的事情忘了,又回到了好朋友的状态。”

人亦在这样的天地间,学会了用音乐与自然相处。“大自然虽然看得见摸得着,但是你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对话?他们用歌声和大自然对话。太阳、月亮、山、水,而且全部都拟人。水 同样是女性、母亲和爱人。通过这样的对话,能找到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

宋晓军说,神灵是因为我们的虔诚而神灵。“我们现在讲宗教也好,信仰也好,好像是生活之外的事情,或者有的人更功利的说如果我相信了我就得救。”而面对羊卓雍措的那个瞬间,在聆听藏区的天籁之声时,宋晓军相信,自己已经明白了“虔诚”的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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