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lcome To Billboard China !

billboard logo

billboard logo

专访

罗大佑:半世叛逆终有家

采访 / 传奇讲述 By:朱尔摩斯 2017-09-15 16:01:53

1984年,一个叫罗大佑的台湾青年创作了一张叫做《家I》的唱片,少有人注意过在这张唱片的内页底封上,罗大佑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感谢我的家人为我的叛逆付出的一切。见到罗大佑,我向他提起这句话的时候,他颇有意外,“那时候其实(时代)像一张网,外面的世界都在碰撞,因为那时候在恋爱,想离开父母给自己的家,去外面(闯荡),跟父母那时候也时常在讨论我要不要去做医生,虽然我那时候已经在做音乐了。后来我还是选择了音乐,他们很支持我,我是很感恩他们的。”

曾经有人把《皇后大道东》《原乡》《首都》看做是罗大佑的中国命运三部曲,这个“头套”不知道罗大佑本人是否有过耳闻,这可能并不是一个音乐人愿意接纳的命名,命题过于厚重了。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多有家国情怀,先家,后国,罗大佑在人生渡过了六十三个年头的档口,完成了他的“家”三部曲,《家》《原乡》还有现在的《家III》。岁月奔腾,叛逆在消褪,即使从前多么的桀骜不驯,也总归平复,而最好的心灵平复之地,就是家。

 

飞得高的鸟落在岁月的山脊上

给我个温暖的 满怀着温暖的 
彼此关照的家庭(不愿纷争的家庭)
让兄弟姊妹 怀抱父母慈祥的爱 依然成长在心灵

 

——罗大佑《家III》

 

33年后,还是这个叫罗大佑的台湾人写下了一张叫《家III》的唱片,唱片封面也从1984年那张充满迷惘又夹杂着憧憬的孤独人影,变成了现在一个温暖轮廓鲜明的侧脸。罗大佑说,如今他的平和,一大部分功劳要归属于女儿的出生。

在《家III》的文案里头有一段罗大佑的自述:女儿来到身边的五年,我笑的次数已经远远超过了之前58年笑的次数。“这是真的,我觉得世界上只有父母对待儿女是不求回报的,愿意不断地付出。”从前的不苟言语和对台湾社会的反诘,塑造了罗大佑的另一个身份“台湾青年代言人”,而谁又能想到,现在的罗大佑是这样一个时刻透露着爱心和细致的人,就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有了女儿后,我和以前是两个人,不用别人说,我自己都能感觉到,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这不是一张常见的罗大佑的唱片,你听不到愤怒,听不到批评,取代这些的是亲情、生活和乡愁,我说这是我听过的罗大佑把态度和观点放到最低限的一张唱片,他点头以示同意,“有了女儿后,我会经常想起我的爸爸妈妈,突然有很多感同身受的地方,我们在教会子女生活的同时,小朋友们也在让父母们更多地体会生活。”可能全世界的父母都有一些共性,比如会结识其他小朋友的父母,组织家长聚会,带着自己的小朋友去别的小朋友家串门,罗大佑现在的生活其实大部分就是这样,都与他的女儿Gemma有关。“我现在身边多了很多这样的朋友,比如谁谁的妈妈,谁谁的爸爸,我们经常会在一起交流,小朋友从育幼园回来也会学一些他们的词汇然后跟我们说,我们觉得很有趣。”

罗大佑如今的健谈是有些让人意外的,一个家庭小生命的诞生的确可以改变很多,它如种子的力量,破得了硬土,顶得动磐石。在女儿的话题上滔滔不绝后的罗大佑,突然感慨到,想想过去的那些年,生活的确是没有现在这样开阔,身边都是做音乐搞艺术的朋友。“现在联系以前的同学,我们聚会的时候都是直呼大名,他们也不会感觉我是一个作曲家、音乐人,和几十年前一样,什么都没变,我很喜欢这种感觉。”

是的,罗大佑,这只飞得高的鸟,终于落地了。

 

60年一瞥浪子回头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没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游戏
每个人都想要你心爱的玩具
亲爱的孩子你为何哭泣

 

——罗大佑《亚细亚的孤儿》

 

有一个标签,在罗大佑身上是怎么都拿不掉的,它叫“叛逆”。

在很多人的记忆里,棱角分明的音乐大家中,台湾有罗大佑,大陆有崔健,而这两位教父级的人物也彼此惺惺相惜,“上次见崔健,他还约我找他玩玩聊聊。我前几天在北京去电台做节目的时候,我还挑了他的一首歌叫做《死不回头》。”他们那一批音乐人,因为大时代的因素,共性是天然存在的,他和崔健的共性也的确格外突出:都是一代青年的代表替他们发声,都偏爱创作时代主题的音乐,都敢于对主流世界说不。“现在的年轻人和我们那个时代区别很大了,出来的东西也不太一样了,确实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在夹缝中创作,所以(音乐)会有一些冲撞的东西在里面。”

虽然坐在对面侃侃而谈的是一个63岁的人,但我怎么都无法认同这个人已经63岁了,他并不老,甚至比很多人都年轻,没有大腹便便的仪态,也没有口若悬河的“想当年”,而是温文尔雅的谈吐。这是对生活的妥协吗?我问他是否还会关注公共事件,他回答是肯定的,但他说已经不爱参与年轻人那种巨大声量的事情了,“我可能会关心那些年轻人容易忽略的事情,观察一些更细小的东西。”他大笑地称,这是自己一辈子都改不了的知识分子情结。他在纽约创作的歌《倾城之雨》正是对1980年轰动台北的白晓燕撕票命案的重提和纪念。

为什么一提起罗大佑,都不由自主地想起情怀这个词?这是罗大佑自己也想弄明白的事,“你这么一说,我回想了一下确实真是这样,我也不知道原因,我那时候写《童年》,其实也不是写给小孩子听的,是写给成年人听的,可是这么多年后小孩大人们都还在唱。”

 

 

 

当年离家的年轻人

台北不是我想象的黄金天堂 
都市里没有当初我的梦想
在梦里我再度回到鹿港小镇 

 

——罗大佑《鹿港小镇》

 

这既是一个副标,也是一个月后10月14日罗大佑在台北小巨蛋演唱会的名字。

半世都在漂泊,居住过许许多多的城市,最终罗大佑选择和家人回到台北,这是很多中国人的原乡情结。除了台北,在那么多的城市里,香港是给罗大佑带来最多灵感创作音乐最多的城市,可是他如今再看香港,对于香港被现代性所带来的冲击感到非常惋惜,“其实回归大陆,香港并没有太多的改变,我记忆里是2010年后,香港人的心给人感觉太浮躁了,我发现广东话越来越激动,变得忿忿不满,好的广东歌也越来越少,缺少功能性,很难再创作出彩云追月那样的广东歌了。”而在上海,罗大佑写过一首《天使的眼泪》。“虽然我很喜欢北京,但是北京的气候我实在受不了,身体会不适应,在这里留下的只是创作的动机,我在台北写的音乐大部分都是和台湾的时代起伏有关联的。”

罗大佑写过一本自己的上半生自传《昨日遗书》,写法很私人,他说这是一本关于他1985年之前的生活的事。在自序里,他这样喃喃自语:活着太久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告别而去的,究竟又怎么了?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他会一念之下动笔关于他下半生的一本书...

Billboard 中国 官方微信公众号

"Billboard 中国 "官方微信公众号

更多音乐动态、新闻,请扫描二维码关注billboard 中国官方微信公众号